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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不仅是主流媒体应对时代潮流、实现转型发展的行业选择，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抓手。面对全新历史起点，媒体必须实现从机构融合到社会融合的观念转变，将融合变革嵌入更加广阔的社会图景中，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锐意求变以破局 因时而动方有为
——2019年媒体融合年度回顾与展望
胡正荣 李荃
2019年，媒体融合迈入第六年，经历了初期的产品融合、平台打造等，我国的媒体融合探索开始进入纵深下沉、加速建设的新阶段。
守正创新，迎接未来：2019媒体融合年度回顾
2019年，媒体全行业、各机构因时而动、锐意求变，有力推动了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进程。
体制机制层面：迭代革新上下呼应，模式选择灵活多样
2018年底，中共中央印发有关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时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新增媒体融合发展司，为处于转型困境中的各级媒体机构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示范性样本。在央级媒体的示范作用下，省、市、县不同层级媒体纷纷开始依据自身特点，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新思路。
2019年4月，珠海市以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为例本，在珠海报业集团、珠海广电集团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其他国有传媒资源的战略重组，重组后的珠海传媒集团整合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八大传媒渠道，实现域内的全媒体覆盖，并致力于发展为全媒体国有文化传媒企业集团。
不同于上述大集团化战略，黑龙江大庆市在同一时期依托报纸、广电分别设立日报社、电视台两家独立运行的单位，以期能够使发展方向更加聚焦、清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与自上而下的中央、省市级媒体的体制机制探索相呼应，共同织就全媒体传播网络。
2019年2月19日，总台上线与全国百家县级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全国县级融媒体智慧平台”，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上创造了央地合作共建的新模式。
供给层面：立足主流价值导向，内容生态日趋完善
2019年，各级主流媒体积极革新传统供给逻辑，在坚守主流价值导向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以用户为中心，实现了内容生态的完善与升级。
要让主流声音“入脑入心”、实现从“触达”到“触动”的转变，就必须精确分析用户需求，创新表现形式，采用网感化、贴近性的表述语态，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的成功探索充分印证了这一点。201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模拟视频通话的H5产品《点击！你将随机和一位陌生人视频通话》，一天之内的点击互动量就高达360余万次。在产品中，用户可以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感受到宏大的民生议题，这种亲切真实、以小见大的呈现方式拉近了两会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自然能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随着融合进程的不断推进，媒体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嵌入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其内容生态所涵盖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信息报道。2018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宣布把打造智库矩阵作为改革的重要举措。2019年，南方传媒智库矩阵产品已经形成了标准和完善的生产体系。据统计，2019年度，其发布的研究报告和测评榜单超过300个，几乎是2018年的3倍。
技术层面：积极拥抱智能时代，前沿技术释放动能
目前，传播的精准化在作为智能技术初级阶段的运算智能的帮助下基本实现。2019年，在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两会等大型报道中，人民日报与科大讯飞共同打造的“果果”、来自新华社的“新小萌”等虚拟主播纷纷登场并引发轰动。在年初的网络春晚上，总台虚拟主播“小小撒”更是在原型撒贝宁面前出尽风头。在央媒积极布局的同时，省、市级媒体也不遑多让。
2019年，工信部向中国广电等4家单位发放5G商用牌照，各级主流媒体的5G建设从实验试水阶段步入正式建设阶段。5月31日，新华社与中兴通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5G+新媒体”展开战略合作。同一时期，总台在赛事、活动直播中多次采用5G技术，公开表明了旨在打造“5G+4K+AI”的战略布局。
平台建设层面：跨界联动构建生态，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数字时代，信息已成为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的重要介质。在信息无远弗届的今天，主流媒体应当依托自有平台去对接更多的外部资源以实现价值空间延伸。
传统媒体身负舆论引导使命，政务业态必然是立身之本。但同时，传统媒体可以将业态进一步拓展至本地化服务，结合互联网技术，打造“媒体+产业”的商业模式。2019年，在央媒的示范作用下，各级媒体通过功能、业态的多元延伸探索，自有平台建设焕发出全新活力。例如，湖北广电长江云集团就在新闻、政务的基础上加入了各类移动服务功能，以实现全省优势资源的高效整合，从而扩大用户市场。
未来的智慧媒体平台不仅能在新闻信息、移动政务、电子服务等多元领域链接用户，还能够成为实现万物互联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智慧大脑，从而通过为优化社会治理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来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支撑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媒体融合变革的未来展望
传统的传播生态、舆论环境和社会结构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从狭义的行业视角来看，传统媒体通过融合变革实现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但考虑到媒体融合被定义为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将媒体融合局限地解读为资本驱使下的技术变革和行业结构调整，抑或是传统媒体为了应对互联网平台崛起带来的舆情态势复杂化而进行的被动改革，自然无法全面理解其被置放于国家顶层战略的意图。媒体融合不仅是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治理”一词日益受到关注。中国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治理改革的因时而动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以来，治理创新的中心已经从单一追求政府高质量、高绩效转向整体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即政府权力本位开始让渡部分给公民。换言之，仅仅有一个好的政府只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想要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好的政府治理基础上，对整个社会提出新的要求。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一种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的和谐关系，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社会协同治理”。
在社会治理迈向理想图景的过程中，权衡政府与公民二者的关系是一项始终存在的难题，如何在确保政府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切实推动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成为能否有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媒体融合变革的未来发展，必然要通过打通传播脉络、完善赋权平台的方式，来嵌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总目标。
传播脉络层层打通，主流声音入脑入心
单从舆论引导和意识形态工作来说，媒体被视作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国家传播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在综合作用下，互联网所产生的巨大离心力使得传播慢慢从集体行为转向个体行为，传统媒体在其曾经打造和掌控的舆论场中逐渐失去用户的注意力和向心力。基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的网络传播行为使得传统舆论场被进一步压缩，并在此之外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却难以把握的全新舆论场。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很大程度上需要媒体平台和舆论生态共同推进。媒体融合正是旨在通过不断实现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提升来形成上下通畅的同心圆，进而为全体人民构筑共同思想基础，让强劲的主流声音入耳入心、引发共鸣。同时，能够将自下而上、各界打通的信息采集、加工、发布流程和实时反馈机制引入基层治理，切实推动社会治理迈向协同高效、公开透明。
赋权平台步步完善，和谐对话消解分歧
全媒体应当扮演的是信息时代的数字基础设施，其形态应当是能够实现全社会广泛接入的“平台”，在这个场域形态内，旧有的行政体制界限被淡化，不同主体得以平等参与其中。进一步说，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智能化、海量的公共数据和先进的算法技术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及时有效的政务服务都应该被这个泛入平台所涵盖。我国当前的媒体融合实践集中体现了这一思路，各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火如荼，正是希望将其打造为所属域内治理与沟通的枢纽。
首先，各级融媒体中心可以通过集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矛盾来实现其治理枢纽功能；其次，可以通过围绕各类公共事务构建常规化沟通对话机制，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渠道和空间；再次，可以通过将自身打造为舒适、开放的交往空间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认同。在社会公共事务之外，融媒体中心还应当创新活动项目，让群众自发融入融媒体中心为核心的区域传播网络中，不断加强与居民的联系。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荃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