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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暴发以来，所有话题都被置于疫情这一前提下，各行各业都不可避免地被疫情带来的影响所笼罩。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人们不再谈“疫”色变，百姓生活逐渐回到正轨，复工复产全面有序推进。
而5月21日、5月22日全国两会的召开，更是如同一颗定心丸，让人们看到了终将摆脱疫情、完成建设目标的希望。
影视行业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影片撤档、剧组叫停、电影“院转网”、5000多家影视公司注销、票房损失逾300亿元……很多影视企业迎来生死攸关的时刻，很多影视从业者无戏可拍。然而，也有逆流而上的新趋势、打破常规的新尝试，难得的是全行业凝聚一心共克时艰，秣兵砺马，在沉默中孕育生机。
日前，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今年他一共带来4个提案，关乎电影产业如何在疫情中化危为机。
“本届政协会议我带了4个提案，是我们若干个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凝聚共识的结果。我们认为，至少在这4个方面应该提出我们的合理建议，给中央作决策提供支持。”侯光明说。
4个提案分别是：关于加强艺术院校大学生艺术观教育的提案（提案人：侯光明、张雪、范迪安、刘林）；关于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提案（提案人：侯光明、丁伟、郭运德、阎晶明、尹力、冯远征、张光北、张凯丽、王丽萍、熊召正、吉平、张斌、李国兴、刘家成、刘广、董希源）；关于设立中国功夫电影节的提案（提案人：侯光明、丁伟、郭运德、阎晶明、尹力、熊召正、张光北、冯远征、张凯丽、王丽萍、张斌、吉平、刘家成、李国兴、刘广、董希源）；关于推进中国电影传承与创新中国艺术文化传统的提案（提案人：侯光明、丁伟、郭运德、阎晶明、尹力、熊召正、张光北、冯远征、张凯丽、王丽萍、张斌、吉平、刘家成、李国兴、刘广、董希源）。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年全国两会比较特殊，一改30多年在3月份召开的习惯，放到5月，并且会上一改惯例，今年的GDP、增长速度都不再提具体目标，而是突出‘六保六稳’，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保就业，这些都非常适合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做出的决策，包括民法典，包括关于香港问题的一些法规的制定，都会对中国今后的健康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我们很期待，我们也正在积极参与到会议的各项相关议程之中。”他说。
从影院关门到现在，电影市场“停摆”已经3个多月时间。除1月25日（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收获181万元以外，几乎再无电影票房的数据。3月电影院短暂复工，收入也极少，票房损失预计将超过300亿元。
然而，票房收入的下降仅仅只是此次疫情冲击的一个点，由于电影产业的特殊性，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衍生品开发等电影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无一幸免。
侯光明说：“按照目前全球疫情发展的态势，对于中国电影何时复工，有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感觉到非常困惑，但是最近，我感觉我们已经迎来了电影复苏的春天。”
4月29日，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辉召集的电影视频会议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疫情期间关于电影的有关批示，传递了一种春天即将到来的信心；
5月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包括电影院这种封闭的娱乐场所，可以在限定人数、提前预约等前提下复工；
5月14日，财政部和国家电影局联合发布《关于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实打实地扶持和纾困，为重启后的电影产业提供充足的保障。
侯光明表示，客观来讲，电影业的复苏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中国电影业存在着一种化危为机的机会。
首先，中国是最早开展抗击疫情的，也是最早取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的。伴随着经济态势不变，再加上常态化管理疫情防控，为电影业复工创造了必要条件，“我们可能在全世界电影市场带头走出复工的道路。”
第二，影视行业并不是完全停摆，随着技术的进步，影视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融合产业。网络上和电视上的影视播映都在正常进行，并且干得不错，甚至有些超乎想象。
“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电影人痛定思痛，在借这个机会补中国电影的短板。不是说我们有高原、缺高峰吗？我们沉下心来，打磨剧本，酝酿高峰。”他说。
“电影产业需要多久才能回到轨道不太好预测，就像今年全国两会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给予具体的计划指标一样，但我认为，首先它是伴随着经济的全面恢复而恢复，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也可能率先恢复。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恰恰是娱乐文化、电影文化获得了意义非凡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有利条件是存在的。虽说不是一日之功，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
“实际上，电影自诞生以来100多年，就是靠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壮大的，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胶片到数字，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4D、5D，如今5G、AI、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作捕捉等新技术带来了全新的变化。这些技术的大量应用，可以使得我们在拍摄之前以及拍摄制作当中去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他说。
“比如，我们可以把很多人员密集的、需要画图作业的工作，用技术进行虚拟预演，使得一个大投资的片子可以减少前期策划的成本，并且让策划更可行。
“再比如，在拍摄制作过程中，可以用虚拟现实、渲染、人工智能等方法，实现异地拍摄合成，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降低交通费用，也降低疫情背景下人员密集带来的疫情防控成本。这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在他看来，近几年中国的电影高新技术有了很多应用，出现了《流浪地球》等大片效果，但是还有巨大的空间。“中国电影的高新技术并不落后，但有待于大量采用和大力发展。”
疫情之下，有些电影院线在琢磨开发新的多元化的经营模式，而电影发行的变革正在开启。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影已经在逐渐冲破银幕市场，奔向家庭，奔向网络端，奔向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缺乏对整个窗口期的规划设计和标准制定。什么时候上院线？什么时候上网络？什么时候上频道？上不上？什么时候上？多长时间？这些都是应该需要研究制定的。尤其在5G快速发展的当前，如何最大化一部优秀影片的效益，是时代给我们的新课题。”侯光明说。
“教育部基础司的领导同志告诉我说，今年3月把儿童电影放到云上，一个月就有15亿的点击量。中小学生的影视教育，我是大力推提倡和推动的。实际上，这里面消费量很大，还有很多领域存在着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
由于这次疫情的打击，宅经济蓬勃发展，使电影有可能因势利导更快地走在前面，也可能让中国电影更好地走向世界。
侯光明认为，在电影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在电影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中国电影更应该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技术，运用一些资源，把国际化不足这个短板补上。而运用网络发行，或许会使短板更快地得到修补和提升。
“这些年，由于内部市场发展太快，人们集中精力抢内部市场。从国际上看，他们对中国的两类片子是很有感觉的，一类是功夫片，一类是家庭伦理片。”
此次他的提案中，关于设立中国功夫电影节的提案别出心裁。在他看来，功夫电影是中国人对人类电影的独特贡献。
“在此之前，成龙个人名义提出的国际动作片电影周办得很好；这两年佛山市地方文化打造佛山武术之都形象，办佛山功夫电影周和大湾区功夫电影周，效果也很好。其实，功夫电影是中国人对人类电影的独特贡献，对当今世界的各类动作片均产生了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办好电影节，把奖项设好，把人才培养好，为人类电影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说。
“此外，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很重视家庭的，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有较大差异。重视家庭文化、儒教文化的传统，让我们的社会更有凝聚力，所以，伦理片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当然艺术形式要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人，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侯光明认为，电影业的复苏和转型升级，有赖于4个力量。
一是中央政府的发动机作用。中央政府和主管部门出台了大量政策，帮扶电影产业渡过难关。
二是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能小觑。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江苏、北京、广西、广东、四川、山东、浙江、湖南、上海等地都出台了大量政策支持电影产业。其中，江苏的“影十条”被称为疫情下的“江苏样本”；北京市也出台了电视剧拍摄和广播电视节目复工指南；横店影视城、青岛东方影都、象山影视城、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上海影视基地等也都出台了支持影视企业共渡难关的措施。
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这些政策激励和措施，为中国电影在疫情风暴中撑起了一方晴空。
三是中国需要有一批有企业家的情怀、有文化自信的企业，肯投入，克服暂时的困难，走在电影产业的前端，走在电影转型升级的前端。
四是电影人不懈的追求。“自从电影来到中国，历史上我们的电影人就受过很多磨难，我们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的发展也是跌宕起伏，有几个高潮，也有低谷。改革开放以来，电影获得了新生，电影人其实有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为电影文化生存发展崛起腾飞而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这次抗疫，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很鲜活的素材，凝聚中国精神，凝聚人性的力量，在党和政府制度优势的带领下，一方面激励我们投身于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同时也激励我们焕发出电影人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持推动下，我们的电影就能够克服难关，实现复苏，转危为机，走向成功。”